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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民融合何以成為國家戰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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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(bu)時(shi)間:

2017-08-19

  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,是以(yi)習(xi)近(jin)平同(tong)誌(zhi)為(wei)核心(xin)的(de)黨中央(yang)著眼(yan)於統(tong)籌(chou)國家安(an)全(quan)和(he)發展全局(ju)、實(shi)現富(fu)國和強(qiang)軍(jun)相統一作(zuo)出的重(zhong)大決(jue)策(ce),是(shi)當代中國共產黨(dang)人(ren)對(dui)國家治理現(xian)代(dai)化(hua)建(jian)設的一個(ge)傑出貢(gong)獻,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(wei)大複(fu)興(xing)意義(yi)重大(da)而深(shen)遠(yuan)

  1探索之道(dao)

  新中國成立(li)之(zhi)後,中國共產黨人麵(mian)臨(lin)的一個重大曆(li)史課題(ti),就(jiu)是在中國這(zhe)樣(yang)一個國情複雜、物質基礎薄弱(ruo)的東方大國,如何(he)處理(li)“軍”與“民”的關係,形(xing)成“軍”與“民”的強大合力。為此(ci),從(cong)毛澤東起,各(ge)個時期(qi)的中國共產黨人都進(jin)行了(le)不懈(xie)探(tan)索,先後(hou)探索實踐了“軍民結(jie)合(he)”“平戰結合”“寓(yu)軍於(yu)民(min)”“軍民融(rong)合”,有力(li)推動了經濟(ji)建設和國防建設的協調發展。

  今(jin)天(tian),我們黨為什麽(mo)提(ti)出(chu)要(yao)實現“軍民深度融合發展”?為什(shen)麽要把作為統籌兩大建設基(ji)本原(yuan)則或指導(dao)方針(zhen)的軍民融合上升(sheng)為國家(jia)戰略(lve)?

  從根(gen)本上說,任(ren)何富有(you)生命力的發展戰(zhan)略都是國家戰略需(xu)求與曆史規律(lv)相結合的產物。將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,是我國安全和發展相統一的戰略需求(qiu),是與戰爭形態信息化、技術形態軍民通(tong)用化、經(jing)濟形態高度(du)市場化的時代條(tiao)件(jian)緊密(mi)結合的產物。

  當(dang)今時代,國際格(ge)局處於大調整(zheng)大變革(ge)之中,國際(ji)軍事和科(ke)技(ji)競(jing)爭更加(jia)激(ji)烈,綜合國力競爭態勢(shi)呈現出更為複雜(za)的態勢,中國特(te)色社(she)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麵建成小(xiao)康社會進入關鍵(jian)時期,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出現了很多(duo)新情(qing)況、新問題、新挑戰,對統籌國家安全與發展全局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  深入一步看,與世(shi)界(jie)其(qi)他(ta)主要國家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相(xiang)比,將(jiang)軍民融合發展上(shang)升為國家戰略,還有更(geng)為迫切的特殊需求。現階(jie)段我國軍民融合的微(wei)觀主體、技術起點(dian)、經濟體(ti)製、法(fa)治(zhi)環境以及國際環(huan)境與(yu)發達(da)國家相比均有差距。

  發達國家的軍民融合發展,總(zong)體上是以成(cheng)熟的市場經濟體製和規範的法治環境(jing)為平(ping)台的,因(yin)而(er),與社會經濟轉(zhuan)型之間不存在(zai)較(jiao)大矛(mao)盾;而我國軍民融合發展盡管(guan)已(yi)經取得(de)顯著成效(xiao),但總體上卻是在社會經濟體製(zhi)仍(reng)在轉軌(gui)的環境中進行的,經濟環境、法治環境和政策環境還不(bu)夠(gou)完善,現行體製中仍存在著(zhu)明顯的“碎(sui)片(pian)化”傾向。

  一是軍地之間(jian)缺(que)乏有效的體製聯接(jie)整合,總體上仍處於軍民分割的“二元體製結構”;二是軍地兩大係統內部(bu)各自(zi)為政(zheng),“多張(zhang)皮(pi)”“多龍(long)治水”的現象(xiang)十分突(tu)出;三是各融合領(ling)域之間缺乏統籌協(xie)調,各說(shuo)各話,各幹各事,各類融合之間缺乏(fa)統一規劃(hua)和整合;四(si)是融合體製缺乏有效的縱向貫(guan)通,不少融合領域在體製上仍存在縱向貫通不順(shun)不暢問題。

  這些問(wen)題直接導致了軍民融合過(guo)程中職能(neng)“缺位(wei)”“越位”“失(shi)位”的現象,造(zao)成“多頭提需求、分散搞(gao)對接、各自抓建設”等對接障礙(ai),也加劇(ju)了軍民融合底數(shu)不清、渠道不暢、技術標(biao)準不協調、補償(chang)機(ji)製不健全等問題。我國軍民融合發展的特殊(shu)路徑(jing)及其所產生(sheng)的特殊製度性(xing)問題,對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提出了格外嚴格的要求:總體上我們應(ying)當實施“強力推(tui)進型(xing)”軍民融合模(mo)式,即(ji)製定和實施比(bi)發達國家更加堅強有力的戰略規(gui)劃,建立更為強大的戰略執行力和政策推動力。

  在上述(shu)戰略需求牽引下,黨的十八(ba)大以來,我國軍民融合發展已經形成了主要由五(wu)大要素(su)構成的國家戰略框架(jia)。

  其一,戰略方位。我們黨作出了我國軍民融合發展進入(ru)由初步融合向(xiang)深度融合過渡階段的判斷,確立了我國軍民融合發展的曆史(shi)方位。

  其二,戰略目標。明確提出了加快形成全要素、多領域、高(gao)效益(yi)的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格局,由此確(que)立了軍民深度融合發展就是要建立涵(han)義極(ji)為深刻豐(feng)富的戰略目標群。

  “全要素”是指(zhi)融合的資(zi)源(yuan)形式,要求實現信息、技術(shu)、人才、資本、設施(shi)、服務等各類要素在兩(liang)大體係之間的共(gong)享共用和滲透兼(jian)容(rong)。

  “多領域”是指融合的範圍(wei)領域(yu),要求國防和軍隊(dui)建設的諸領域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諸領域實現深度融合,涉(she)及(ji)陸海空(kong)天網等(deng)多維空間。

  “高效益”是指融合的效果,要求軍地資源互(hu)通互補互用,實現經濟建設和國防(fang)建設經濟技術基礎相兼容,最終(zhong)實現經濟建設的國防效益最大化和國防建設的經濟效益最(zui)大化。

  其三,戰略重點。明(ming)確提出了實現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八個重點領域,重點構建六(liu)大融合體係,即建立基礎領域資源共享體係、中國特色(se)先進國防科技工業體係、軍民科技協同創(chuang)新體係、軍事人才(cai)培養(yang)體係、軍隊保(bao)障社會化體係、國防動員體係。

  其四,戰略原則。明確提出了推進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必(bi)須堅持的五項(xiang)基本原則(ze),即“堅(jian)持黨的領導、強化國家主導、注重融合共享(xiang)、發揮市(shi)場(chang)作用、深化改(gai)革創新”,由此構建了一個中國特色鮮明、充(chong)分體現軍民融合規律的戰略原則體係,為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提供(gong)了基本遵循(xun)。

  其五,戰略舉措(cuo)。明確提出要實現軍民深度融合發展,必須強化“四個意識(shi)”、強化改革創新、強化戰略規劃、強化法治保障,由此構建了推動軍民深度融合發展的四大戰略引(yin)擎(qing)。這五大要素互為關聯、相互支撐(cheng),構成了一個科學(xue)完整的軍民融合發展戰略體係。

  2興國之舉(ju)

  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的一個重大國家需求,是充分發揮國防和軍隊建設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正向作用,對強國、富國戰略形成強力支撐。

  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,二戰之後,尤其是進入信(xin)息化戰爭(zheng)時代以後,人類創造財富的方式與軍事活動的方式(shi)開(kai)始深度融合,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早已跨(kua)越“非此即彼(bi)”的二元(yuan)對立。

  走軍民深度融合發展路子,是中國共產黨依(yi)據(ju)世界發展大勢、富國強軍基本規律和中國國情提出的重大戰略。軍民融合戰略聯接軍地、輻(fu)射(she)麵廣、產業帶動性強、市場內需潛力大,既可(ke)拉動投資和消費需求,又(you)可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,具有拉(la)動國民經濟持續健(jian)康發展的強大動能,具有多重經濟效應。

  一是需求創造效應。通過軍民融合,許多原本由(you)軍隊或軍工(gong)係統自我經營(ying)、自我保障、自我配(pei)套的領域逐(zhu)步(bu)交由市場和社會去(qu)做,這將釋(shi)放出巨大的市場內需潛力,形成拉動經濟增長(zhang)的持續動力。特別(bie)是未來(lai)軍隊大力推進機械化信息化複合發展和有機融合,將會為利(li)用經濟社會(hui)資源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提供旺盛的需求條件。

  二是技術創新效應。曆史表明,許多革命(ming)性的科技創新都源於軍事需求的強製拉動。軍隊和軍工係統長期積澱(dian)形成的優質創新資源和技術,一旦加速向民用領域開放(fang)共享,並(bing)與市場需求相結合,就會激發無(wu)盡的創新活(huo)力,催(cui)生一大批新技術、新產品、新產業,加速經濟結構轉型升級。

  三是創造就業效應。軍民融合產業往(wang)往都(dou)集中在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(fu)務業領域,創造的就業崗(gang)位一般都是高質量的,有助於解(jie)決當前大學生就業難(nan)等問題。

  四是資源節約效應。軍民之間體係壁(bi)壘的打破(po)、利益高牆(qiang)的拆除(chu)、市場力量的引入,必將帶來更加顯著的規模經濟、範圍經濟和分工效率,根治軍地重複建設、效益低(di)下、共享不夠、浪(lang)費嚴重的頑(wan)疾,確保把有限的國家資源用在安全和發展的刀刃(ren)上。

  所有這些(xie)都將更加深刻(ke)地改變(bian)社會資源配置(zhi)方式。做(zuo)好軍民融合式發展這篇大文章,我們就能集中全社會的力量、共用一個經濟技術基礎進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,就能極大地提升綜(zong)合國力和國家可持續(xu)發展能力。

  3強軍之策

  當最近幾場信息化戰爭硝(xiao)煙(yan)隨(sui)著人們記憶(yi)的淡化漸漸(jian)飄逝而去,人們開始(shi)冷(leng)靜(jing)思考這樣一個問題:信息化條件下(xia)的戰爭強化的究竟(jing)是“國防”還是“軍防”?實際上,這個問題背後所隱含的問題是今日戰爭與昨(zuo)日戰爭的根本區別,或者說,現代戰爭對國家防務的深層意義。

  有人說,現代戰爭實施遠程(cheng)精確打(da)擊(ji),戰爭潛力、國防經濟布局和戰時防護(hu)的意(yi)義大幅(fu)度下降,人民戰爭已成為曆史。還有人據此斷(duan)言:國防意義已經明顯(xian)下降(jiang),而軍事體係直(zhi)接對抗(kang)的意義顯著上升。實際上,信息(xi)化戰爭本質上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體係對抗,這種新的體係對抗,主(zhu)要表(biao)現為國家綜合國力、國防發展理念(nian)、軍民融合程度、國防體製機製整體合力之間的較量和對抗。

  據統計(ji),在一戰時期,武器裝(zhuang)備研(yan)製涉及的工業行業技術門類不到(dao)數十種(zhong);二戰時期,擴(kuo)展到數百種;到海灣戰爭時期,已達到了上千種。今天,構成基於信息係統體係作戰能力的軍事信息係統、信息化武器裝備係統、信息化支撐環境,其生成所涉及的資源幾乎覆(fu)蓋(gai)了整個國家的戰略資源,使(shi)創造財富的方式與軍事活動的方式深度融合,信息化條件下的戰爭也(ye)因此而具有更加鮮(xian)明的高消耗性、高技術性、高依賴性特征,是典型的小打大備、小攻(gong)大防、小行動大保障(zhang)。

  可以說,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,其根基已經深深植(zhi)入經濟社會的沃(wo)土之中。信息化條件下的體係對抗,已不僅僅是兩大軍事體係的直接對抗和較量(liang),而是更加鮮明地表現為以國家整體實力為基礎(chu)的體係對抗。

  從國家安全構成上看,現代國家安全是多種安全的統一,使國防更加具有國家體係對抗的屬性。當前(qian)我國麵臨的安全態勢極為複雜,傳(chuan)統安全威(wei)脅(xie)與非(fei)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,現實安全威脅與潛在安全威脅相互交織,國內安全問題與國際安全問題相互交(jiao)織,軍事安全威脅與其他安全威脅相互交織,國家戰略利益拓展與維(wei)護國家安全相互交織。

  這種複合型國家安全,本質上是由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(su)引發的。隨著經濟全球(qiu)化程度的加深,影響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各種矛盾因子在相對加速的發展進程中,在相互影(ying)響和滲透的國際交流(liu)中,被充分誘發和釋放出來,與各國特殊國情融為一體,形成各種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的情形。

  這種複合型安全結構,將國家安全與發展壓合成為體現國家根本利益的“一塊(kuai)整鋼”,國家對外(wai)防禦功能與對內應對危機管理功(gong)能趨(qu)向融合,國防亦愈(yu)加具有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的總體戰略特征。應對這種安全態勢,我們須以軍民融合之力,打造國家安全之盾(dun)。

  從國防技術基礎上看,當代軍事革命與商務革命的緊(jin)密結合,使國防更加具(ju)有國家體係對抗的屬(shu)性。在曆史上,軍用技術一直領先(xian)於民用技術,但(dan)從20世紀(ji)70年代中期開始,人類經曆了以信息化、智能化為特征(zheng)的第四次(ci)技術革命,民用技術和軍事技術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。這次革命標誌著軍民通用技術時代的到來,信息化戰爭形態下的武器(qi)裝備,無論(lun)在種類、性能還(hai)是在高技術含(han)量上,都遠遠超(chao)出了傳統軍工部門(men)的研究(jiu)和生產能力,迫(po)切需要在全社會範(fan)圍內(nei)整合、優化資源。美(mei)國國防部敏(min)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化,2002年(nian)就提出:美國社會信息化程度已高於軍隊信息化程度,商(shang)業革命的發生先於軍事革命,軍民兩用技術成為軍事技術的主體,要充分利用商業革命促進軍事革命的深入發展。前美國國防部副(fu)部長Paul G.Kaminski曾說過:“誰能在最短時間內掌握商業技術,將其融合到武器係統之中,並裝備這些武器係統,誰(shui)就能夠掌(zhang)握(wo)戰爭的主動權(quan)。”美國國防部的一項調查(cha)表明,如(ru)果(guo)向民營企業開放國防市場,將使總成本降低30%~50%。在美國商務(wu)部和國防部同時列出的關鍵技術中,有80%以上是相通的,俄(e)羅斯(si)的這一比例(li)也達到了70%以上。據國外專(zhuan)家估計,美、英、法、德(de)、日等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發展信息化武器裝備所需要的高新技術80%~90%來自地方企業。因此,通用技術時代到來的本質意義,就是軍與民兩大領域真正成為相互依存(cun)、相互促進的一對“命運(yun)共同體”。

  從國防和軍隊建設所依托(tuo)的經濟形式看,市場經濟愈加成熟(shu)和發達,使軍隊保障更加依靠民用力量實現和完成。在國防預(yu)算日趨緊張的條件下,市場經濟要求融合的“天性”即會更加發力,內在要求打破各部門各領域自成體係、自我封閉的發展格局,通過競爭在全社會範圍內優(you)化軍地資源配置,以實現生產力發展和戰鬥(dou)力提升兩大效益的最大化。

  在市場經濟驅(qu)動下,配置資源最優化、最合理的選擇,就是能融則融,能納(na)入國家經濟科技發展體係的就不另(ling)起(qi)爐灶(zao),能依托社會保障資源辦(ban)的事都要實行社會化保障,實現生產力和戰鬥力的同步提升和發展。

  發達國家在軍隊保障方麵做足了文(wen)章(zhang),軍事外包普遍成為軍隊保障的主要方式,凡(fan)是可以由民營企業承擔(dan)的後勤保障和裝備維修業務,都通過市場招(zhao)標由民營企業承擔,軍方角(jiao)色是“最挑剔的買主”。美軍在海(hai)灣(wan)戰爭之前200多年的10次大規模軍事行動中,承(cheng)包商人員隻(zhi)有作戰人員的1/6~1/3,在伊拉克(ke)和阿富汗戰爭中,承包(bao)商人員比重迅(xun)速增長,其總人數已遠遠超過作戰人員(yuan)。

  目(mu)前,我國民用高新技術企業在電子、信息等許多領域,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均超過了軍工企業,通過軍民融合讓這些擁(yong)有優勢資源的企業“參軍”,讓先進的信息技術和數以萬計的網絡高手為國防和軍隊建設服務,軍隊的信息化建設就會提速,就能增強維護網絡信息等新邊(bian)疆安全的能力。

  從未(wei)來國防和軍隊建設資源方麵看,實施軍民融合戰略是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。黨的十八大提出國防和軍隊建設要有一個大發展,但國防投(tou)入增長空間受(shou)國民經濟增(zeng)速等因素的影響已經十分有限。

  也就是說,在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裏(li),我國經濟社會建設任務十(shi)分繁(fan)重,國防和軍隊建設任務同樣十(shi)分繁(fan)重,這兩個“十(shi)分繁(fan)重”決定了推進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是我們唯(wei)一的選(xuan)擇。隻有科學運籌使用國家和社會中蘊(yun)含的巨大經濟、技術、信息、人才等能量,才能建設大幅提高基於信息係統的體係作戰能力,軍隊戰鬥力生成才能獲得技術最先進、成本最經濟、來源最穩(wen)定(ding)和可持(chi)續性最強的物質力量。

  4崛(jue)起之基

  近代以來,世界大國興衰的曆史,看似混沌無序,實則蘊藏(cang)著亙古不變的鐵律:大國崛起,成於經濟和軍事的協調;大國衰敗(bai),敗於經濟和軍事的長期失調。曆史上曾(ceng)經挑戰世界頭號(hao)強國的西班牙、法國、德國、日本和蘇(su)聯最終誰都沒(mei)有挑戰成功,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挑(tiao)戰國在挑戰頭(tou)號強國的過程中經濟與軍事關係出現了嚴重失衡(heng)。

  而與蘇聯進行軍事對抗的美國,並沒有走簡(jian)單的武(wu)力擴張道路(lu),而是把富國和強軍統一起來。在冷戰時期,美國與蘇聯一直在展開激烈(lie)的軍備競賽,但蘇聯垮了,而美國卻成功跨越(yue)“修昔(xi)底(di)德陷阱(jing)”,保持了長盛(sheng)不衰(shuai),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軍民一體化。

  “兵不強則不可以摧(cui)敵(di),國不富則不可以養兵(bing)”。古(gu)今中外民族興替(ti)沉浮(fu)的曆史證明,安全是發展的前提,發展是安全的物質基礎。在資源有限(xian),而經濟和國防都愈加重要的情況下,“黃油”和“大炮”如何兼得?世界主要國家大力推進軍民融合的實踐已經作出了清(qing)晰的回答(da):大力促(cu)進經濟與國防之間的良(liang)性循環,實現軍事能力整體躍(yue)升和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的雙(shuang)贏,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。

  當前,我國正(zheng)處於中華(hua)民族(zu)複興的關鍵時期。在實現民族複興的漫長進程中,我們將始終麵臨一係列特殊的製約因素。這些製約因素可以從不同角度觀(guan)察(cha):作為正在崛起的國家,要應對來自以美國為首(shou)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戰略發展空間的打壓(ya)、遏(e)製和排擠;作為一個尚(shang)未完(wan)成統一的大國,需要解決日趨複雜的台灣問題;作為一個周邊安全環境不穩定的國家,麵臨著世界上最為複雜的大國地緣政治生態環境;作為當代最有影響(xiang)的社會主義國家,要始終麵對來自西方世界的“西化”“分化”“妖魔化”等種種挑戰;作為不結盟(meng)國家,沒有他國或(huo)軍事聯盟的軍力聯合或保護,需要獨立發展防衛力量;作為一個自然(ran)災(zai)害(hai)頻發的國家和經濟社會轉型的國家,搶險救災、應對突發事件的任務格外繁重;作為一個擁有50多個民族的國家,要麵對“藏獨(du)”“疆獨”等民族分裂勢力的嚴峻(jun)挑戰;作為一個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後發國家,在經曆一個經濟粗(cu)放發展和量的急劇擴張之後,需要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;作為一個科學技術水(shui)平相對落後的國家,始終麵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、增強信息時代的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壓力;等等。

  應對這些安全和發展難題,必須堅持富國強軍統一,而且(qie)必須(xu)通過軍民融合的路徑實現這個統一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在當今時代,如何統籌國家安全和發展,已然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一個重要體現和顯著標誌。長期以來,我國在傳統體製下形成的條塊分割,導致軍口(kou)和民口“兩張皮”的情況(kuang),偏離(li)了國家治理現代化軌道。

  今天,我們迫切需要通過深度融合實現軍民之間的“車(che)同軌、書(shu)同文”。否(fou)則,國家就會像(xiang)“一麻袋(dai)土(tu)豆(dou)”,陷入“有資源無聚合、有實力無能力”的境地。事實上,在國家、國防和軍隊管理日趨複雜的今天,隻有把(ba)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,才能更好地凝(ning)聚國家力量,形成中央、地方、軍隊、企業、社會等各方協同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格局,加快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,才能在更廣(guang)範圍、更高層次、更深程度上推進軍民融合,才能源源不斷地獲(huo)取(qu)維護興國強軍的強大物質力量、精神力量、製度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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